唐枫 │ 瑞华公寓的广玉兰

　　上海的瑞华公寓，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，这是一幢少有的L型大楼建筑，地处常熟路近淮海中路，设计风格典雅庄重，曾经是上海市委机关宿舍。公寓内有个花园，花木繁茂，其中矗立着一颗高大的广玉兰树，孩童们总喜欢在那儿玩。春夏交接期，盛开的广玉兰花散发的幽香，弥漫整幢楼。

　　公寓共分四个门户，我家住2号门内的七层。这个门户内也曾住过两位有社会影响的人，其中一位是住在五层的徐景贤先生，他的女儿是我在长乐路小学读一年级时的同学，后来徐搬往康平路了，他女儿也转学了。一次父亲曾同他一起参加家长会，回家后称道，徐很会说话，家长会全是他在说。徐是有本事，文才、口才，这肯定来之于他的勤奋。可悲，在那个年代迷失了自我。

　　另一位是住在四层的周励女士，她写的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影响了许多年轻人。她当时给我的印象，圆脸庞，梳两根小辨，穿一件蓝色列宁装，行动很快，风风火火。记得，她父亲被隔离，她急得神魂颠倒的样子，父女之情深。

　　门户内的长辈们，不论职位高低，对孩子们都特别的亲切。比如周励的父亲周智德伯伯，脸上有块胎记，人非常精神，遇见总是会关切地说上几句。隔离审查放出来后，见他下搂梯时还哼着曲，我也开心。还有一位住在三层的杨序昭伯伯，每次相遇，会拍拍我肩膀，摸几下头，鼓励几句，有一次，他刚要进小车，见到我，先停下，微笑挥挥手。先辈们总是期望后代顺利成长。

　　瑞华公寓的早晨是热闹，上班、上学、买菜。环饶花园的车道，小轿车鱼贯而入，记得型号多数是『华沙』和『伏尔加』。坐车的人不会想到，有一天这车道会写上打倒自己的大标语，有人会从上而落命丧车道上。文革颠倒了一切，公寓里几乎每个人家，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冲击，抄家、揪斗、失踪、自杀、隔离，家家自顾不暇，一副悲惨世界状。一天，父亲也失踪被隔离，焦急的外公和母亲到处打听，一直寻找到偏远的闸北。

　　一天半夜，我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，当时，一套四室单元里仅我一个人，父亲下放到奉贤，母亲也不在家，唯一的邻居，单身的林曦阿姨也被抓去隔离了。我害怕地打开门，几道手电筒光直照进来，门口拥着七八个戴着柳条帽，手持长矛，胸前别着文攻武卫标牌的人，他们大声吼道，“叫大人滚出来！”我说，不在。“哪里去了？”我答，不知道。这时其中一个冲过来揪着我衣服想打我，我就哭了，此时，有一位赶紧出手制止了，“算了，算了，一个小赤佬。”当时这叫“刮台风”行动，每到节日前组织一次，训斥和威慑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，现在，干部家庭也成了对象。

　　邻居林曦阿姨是市委机关的保健医生，知书达理，热情好客。她祖藉福建，烧菜总有一股特别的味，可能用的是家乡的调料。她会抽烟，边抽边微笑的样子好浪漫。她总招呼我去她房间玩，给我吃精美的糖果。朝南的大窗台上种了好多文竹和宝石花，满满的往下垂。后来房间被空关几年后，宝石花还神奇地活着。这也成了我在学时写下作文『宝石花』的灵感之来源，文科老师把它当作范文，亲自在全班朗读过。

　　林阿姨被放回来，见了，我很难过，那么一位优雅文静的女士，竟被折磨得判若两人，几年的无法无天的隔离生活可想而知。她毕竟是医生职业，较快地自我调理过来了，邻居们也陆续来看望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她向公寓里的不少年青人传授注射、针灸等医疗方法和知识。她知道，因为不少人要去上山下乡，这些对他们有用。隔离生活的伤害莫过于精神折磨了，文革结束不久，她患上了脑肿瘤，很是凄惨。送别她，许多人来了，巴金先生也来了，一起流泪一起哭，哭！哭！

　　我的学龄前生活，是在建国西路上的机关幼儿园度过的，这是一幢德国青年派风格的典雅建筑，有一片精致的花园，内部设计分为寝室、活动室、玩具室。一日三餐，牛奶、鸡蛋、水果少不了，还备有下午点心。希奇的是夏季，孩子们在半夜里一个个被轻声唤起，迷糊中被喂喝一杯大麦茶。我们是花朵，未来的接班人。家中也得不到这样的宠。看电影，就按排在边上不远的华东局机关礼堂，空荡荡，就二三十个孩子，『马兰花』、『小铃档』、『冬冬和兰兰』……

　　瑞华公寓的孩子还有二个小特权，夏季，每人会得到一张游泳卡，去市府机关内的游泳池游玩，那时天真蓝，草真绿，大花园里捉迷藏。看电影，近的，延安西路33号小礼堂，远的，外滩市府大礼堂，家门口49路公交可直达。写这些，心情并不好，更不是炫耀，只是还原一下本来，见过不少棚户区的孩子打赤脚。先辈们当初浴血奋战，目标不会是这样，他们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幸福。很多事情都是未知，问题和矛盾无形中来，公平与公正化为现实，路漫漫而难。

　　文革使瑞华公寓的大小孩子们彻底变了，优越感、幸福感都消失了。我上的幼儿园是寄宿制的，当时还有反感，总盼着星期六，等待外公来接我。现在反差这么大，真想能变小，逃回幼儿园。好几次跑到广玉兰树下，抱着许愿，因为幼儿园也有一颗广玉兰树，或许能如愿，童心就是这样。

　　到处是标语、大字报，满天是打倒、万岁的杂音，花园也破落了，只有广玉兰树仍挺立在那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场人间闹剧演变成悲剧。我住的房间，窗户正对着市府机关的海格大楼，我总想能有一天跟父亲打信号旗联系。梦想未成，却迎来一幕悲愤的场景，这年的冬天好冷呀，天空阴沉的可怕，弯曲的常熟路，法国梧桐树的叶子落得精光，远处黑压压一大片人向公寓方向湧来，口号声、语录歌声响成一片，近了，几辆修理高架电线的车上最高层，各跪着几个人，头上戴着高帽，身前挂着大木牌，此时我识字不多，其它看不明白，但杨西光三字能看懂，我在楼下见过他。车上三四个造反派，他双手被押着，头不断地被人往下按，我很生气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公寓里的伯伯哟。有个插曲，公寓里也会有人在窗台安了大喇叭，高音放送进行曲，与一群狂徒遥相呼应，失去理智的运动，人性也会性狼。

　　瑞华公寓里的住户，有随军南下的与在本地搞地下工作的干部，生活习惯不同，但相处得很融洽，邻里纠纷几乎没有，咖啡和大蒜共处在这里成为一种可能，北方的豪爽实在，南方的细致周到，互补互助。我父亲与三层的陶李阿姨，3号门七层的周培健阿姨，4号门六层的张光松叔叔，他们之间走动较多，两位阿姨是地下党，张叔叔是南下的，他们在市委同一个部门工作，上级领导者是马天水先生。文革结束后，落实干部政策是很繁重的工作，一大批人不安地等待，父亲也是其中。此时陶阿姨己搬离瑞华公寓，权高位重，负责干部的调配，但父亲未主动找过她，一次遇见，她热情地对父亲说，“己经给你按排好了呀，你去老周那里。”风风雨雨十多年，父亲又和老同事一起工作直至离休。人生有逆有顺，关乎你所遇到的人。

　　童年许多事，五味杂陈，随风去的，留在心里的。喜欢广玉兰，叶儿四季青，花开遍地香，闻之，入梦追往昔。反思好，让人不会忘乎所以的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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